八月的《號外》，刊登著陳貫中在今年香港書展的演講稿《香港未完成的實驗》。「未完成的實驗」，這個比喻同樣適合于如今的《號外》。
《號外》曾經是香港歷史上的神話刊物，一度是香港精神的文化象徵。萬事萬物，有高浪，自有低潮，這本雜志也不例外。幸好陷入低谷之后，如今在張鐵志的領軍下，開始重獲生機。
《主場新聞》記錄的三代《號外》總編的對談中寫到：「從學民思潮、同志平權、佔領中環、七一十年到￥和諧￥與左小詛咒，這些封面故事全都是帶領社會討論的話題。所以有人說，《號外》回來了。那份公共知識分子的使命回來了，那份批判精神回來了。」
的確，《號外》最近的選題大膽。不過，選題夠批判了，但內容呢？翻開這一期的專欄，如果對比當年巔峯時期，如今的文章大多不能舒展地表達觀點，更別說要一針見血。連當年的中國大陸讀者有見于此，也會在知乎網站上聊發少年狂，一時間不禁唏噓。除了專題外，作爲雜志壓軸的專欄，理應成爲僅存不多的批判陣地。然而今天，那種讓人讀完后自覺大快人心、暢快淋漓的文章，還只能停留在人們的懷舊中。
回到一開始的比喻，既然現在的《號外》只不過是重回批判，爲什麼要稱之爲「實驗」呢？這個實驗，其實是對港人的實驗。《號外》頂著昔日的光環，破釜沉舟，試圖用選題挽回一個個讀者的心。但衆人的行動如何呢？這些年，在香港的每次社會運動中，口誅筆伐，不在少數。但是社運界又能誕生多少篇讓人一讀便認定是《號外》的文章呢？理直氣壯不難，莽夫都可以，但要有理有據有精神，縱搜遍臉書，難覓。
一本雜志，能如何批判，往往也與時代精神聯繫，而不僅僅是雜志的主編和幾位編輯的責任。內容要批判，靠幾個編輯，總不是長遠之計。批判的讀者，才能給雜志帶來持久的活力和衝勁。如果說如今《號外》的文章去當年的批判還有距離，是否其實也意味著如今的香港人，敲著鍵盤，不如當年提著筆桿？文章來源互聯網 由山東威智鍛壓http://www.xuanyich.com/整理發布